她认出了“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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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首诗写于1944年,是戴望舒到萧红墓祭奠后写就的,那时香港仍然被日军占领。整首诗没有一个字直接表抒诗人的悲痛与感怀,但读罢却能让我们感觉到那一字一句背后的沉重,和那隐含着的纠结于心的酸痛。

夜深了,诗人独自站在墓前,怅然等待着些什么,也许,本该泪涌而出,但却只能将那束红山茶放在她的“枕边”以表达悲怜的哀思之情。

这里,是香港的浅水湾,现在是著名的旅游度假风景区。可是有多少人能想到,70多年前,,曾被文坛誉为“1930年代的文学洛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得一遇的女作家——萧红,曾经被草草的葬在这里,长达15年。

浅水湾滩头的萧红墓,据说是日本军队中有一位文职官员知道萧红,敬慕萧红。他发现萧红之前的墓地过于简陋,就把她迁到了这美丽的风景区,围墙是标志,白杨树下埋着萧红,让萧红面对大海,天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1948年新春,包括夏衍、吴祖光在内的一众作家来香港浅水湾萧红墓祭奠。

茅盾在为萧红的《呼兰河传》做序时曾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写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萧红的文字是清新秀丽的,语言是平实而质朴的,作品多扎根于民间的社会,描写普通民众的命运和故乡的风土人情,她的《呼兰河传》详尽地描写了她自己早年在家乡的生活。

萧红的作品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带有明确的某主义色彩,萧红写生活很细腻,很风趣,也讽刺一些民族性的东西,但并不刻薄;她也写女性的悲哀与高贵,关注人的命运、爱情和生命力。其写作目的更为纯粹,这种纯粹的现实特质,根植于那片黑土地所赋予她的型格,那份质朴和真实以及对故土的爱恋都鲜活的存于其所描绘的故乡图景和那些小人物的生活琐碎里。这是同时期其他东北作家中所鲜有的,这或许是她的文字直到今天仍然有着这样强大生命力的原因。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的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这是电影开篇时萧红的自白,寥寥几句就将祖父的形象,童年的生活景象展现在观众面前,一句“小主人逃荒去了”以一种小女孩调皮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生活状态,这里其实指的是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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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萧红本名张迺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祖辈是清末从山东迁入的新移民,萧红的父亲,是哈尔滨东省特别区教育部官员,生活作风比较旧派,故家教甚为严格。

1919年,萧红八岁时,母亲病逝,从小缺乏母亲的关怀和照顾,这使得萧红的童年时期虽然物质生活较为丰富安逸,但缺乏安全感,萧红的玩伴和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祖父,可没几年祖父也去世了,自己被父亲送去读女校。不得不独立面对很多事情。所以对爱的渴望,对自由的渴求长久的伴随着她,成为了她那种敏感、灵性、既决断又不安定、既独立又脆弱等精神特质的根源。

至于她后来的情感生活为什么会十分坎坷,多和这些早年经历以及其自身性格有关系。

 

这个生于民国初立,成长在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有着良好文学素养的新时代新女性,很早便接触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作品,这使得她深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

她的性格中有着一种近乎盲目的浪漫主义情怀。她是会跟着感觉走的那种人,坚定了的事情会头也不回的走下去,说白了,有时会显得很“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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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伦之恋

1930年秋,萧红为了同已婚的表哥陆振舜在一起,背弃未婚夫汪恩甲,第一次离家出走,孤身一人前往北平;之后由于与陆振舜彼此都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在用光积蓄后,于1931年春节回到了呼兰老家。这种事情对于萧红的家人来讲是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尤其是萧红的父亲。

与远房表哥同居,加之悔婚,让张家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怒不可遏的父亲将萧红软禁在家。

然而没隔多久,萧红再次离家出走。

这次是汪恩甲亲自追去北平把萧红带回来的,也因为这样,汪恩甲的大哥汪大澄实在看不过去,主张解除婚约,没想到萧红跑到法院状告了汪大澄,理由是“代弟解除婚约”。汪恩甲顾及大哥的名声,竟然承认了是解除婚约是自己的意愿,法院裁决萧红败诉。一个女人悔婚之后,与人同居已然是“荒唐至极”,加之又与婆家人对簿公堂,萧红因此成了当地议论的焦点,张家人无奈,只得全家搬迁,萧红的弟弟也不得不转校。父女之间的关系僵化到低谷。

 

被父亲“囚禁”在家的萧红,又一次选择逃离。数九寒冬,只身一人坐着马车去哈尔滨投奔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念书的汪恩甲。汪见萧红来投奔,念及旧情,二人便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

萧红离开了家,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她自己也没想过,此后“逃离”和“奔走”就成了她一生的主题。

1932年春节,汪恩甲回家过年,留萧红一人在旅馆,萧红变卖全部家当,第三次跑去北平找陆振舜,汪恩甲再次将萧红带回,也因为这样,消息终被汪的母亲得知;终于,汪恩甲不得不放弃萧红。而此时的萧红,已有身孕,走投无路,没有钱缴付六百多元的食宿费,旅馆老板准备把她卖到妓院。只有向《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求助,这也就有了影片中旅馆里与萧军相遇的那一幕。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这是聂绀弩回忆与萧红最后一次见面时,萧红所说的一段话。

在这里我们似乎能管窥到她长久以来内在的核心诉求——爱的自由和活的自由,但各式各样的现实困境使其无法挣脱。所以她要逃离!要远走高飞!

她的性格是独立的,这种独立多体现在她与外部环境的格格不入,不为主义而活,也不为热血而活,她为她自己的希望而活,为自己所乐意的而活。

但是人在时代的洪流中,是难以不被命运这双手所裹挟的,人们仿佛各自向着不可预知的方向不断前行,不论他们是否愿意;萧红也不例外,其实,她飞不出也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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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局

1931年4月,也就是“9.18”发生前半年,苏方截获并破译了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发给日本总参谋部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将要进攻苏联的资讯。电文中说:“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克格勃全史》196页)。

但是,为什么在这之后,日本没有攻打苏联呢?这是因为有这样两个外国人,一个是混血的德国人佐尔格,另一个是日本人尾崎秀实。这两个人在1940年代初差不多同时在日本被捕,1944年在东京被秘密处死。他们在中国、日本以记者和翻译的身份出现,可实际上却从事于情报工作。

佐尔格,混血的德国人,后被招募为俄国间谍。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说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他最初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上海从事间谍活动,身份暴露后,他受命前往日本,潜入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由于他的精心运作,在整个30年代对苏联和中国命运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2年,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兄弟党立即行动,煽动民众的反日、仇日情绪,破坏日本军队经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运输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对日本施加影响,以避免日本和苏联之间发生战争。

 

共产国际的这些思想,由于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的作用,在中国得到强有力的实施。因为这些间谍组织也都十分清楚苏俄对德、对日的政策一直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要尽量避免苏联与日本直接作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办法把战祸转嫁给别的国家。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八册,第639–640页《黄花岗杂志》二十二期,郗古韵)

那么具体来说如何操作呢?

 

其时,那个国家民间可自由办报纸,办杂志社,发行刊物,任何人只要在国府申报注册即可成立媒体印发报纸,即使报社被取缔了,第二天也可以换个名字重新出现。

这些人也不例外,在渗透文化界拉拢了一批又一批文化人之后,又在一些学运中扮演重要角色,当然他们也不忘了利用媒体发声。

我们不难想象,组建一个庞大而统一,可随时操控的文化界联盟体将形成浩大的社会影响力,有了这个团体可以随时鼓动舆论浪潮,利用少不经事的热血青年在各地组织“抗日救国”活动。而且只要制造任何一起与政府当局的冲突,(包括沦陷区与日满当局发生冲突),那么即可将舆论升级,以此造成民众激愤,使群众立即倒向立即开战。

然后,再利用这浩大的舆论压力逼迫那个国家的政府军提前与日军接火,继而爆发全面战争,彻底把日本人拖在这个国家的战场上。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虹口窦乐安路201弄1号中华艺术大学正是成立,成员多大50人之多,包括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著名文人。左联的成立便是在这一实际需要下进行的。其实际控制者就是日后被称为“文艺沙皇”的周扬;胡风案和丁玲案都是拜他所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日本关东军势力主要集中在沈阳、长春等地,对哈尔滨的实际控制力有限,哈尔滨又是俄国人聚居较多的国际都市。这里就成了最佳切入口。

这也就是为什么1931年前后,中国哈尔滨为什么会聚集如此之多的左翼文化人的根本原因。

早期在这里活动的有罗峰、白朗、金剑啸等,但主要的工作与写作的关系不大。这些人与杨靖宇、冯仲云的关系倒甚为紧密,其活动多带有任务性。

再后来,舒群来了,萧军来了,萧红也来了。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东北流亡作家,也叫东北作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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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报纸引发的相遇

哈尔滨的《国际协报》,是东北作家群最先形成的摇篮。《国际协报》的创办者叫张复生,原名张仁铎曾经任上海《申报》驻京特派员。也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所以《国际协报》也是在当时的哈尔滨报界率先使用白话文的报纸。每周两三万的发行量在当时是很大的,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也很大。《国际协报》有个文艺副刊叫“国际公园”,主编就是裴馨园,也正是他促成了二萧的相遇。

萧红的一生,即将因与这样一群人的相遇而改变。

第一个来旅馆找到萧红的人是舒群,当时是《国际协报》的编辑,舒群回去后,萧军也来探望了,就这样,萧红和萧军相识了,旅馆中的初遇有些尴尬,仗义的萧军见落魄的萧红,想要救助,但当时做文字编辑的他也没什么积蓄,见到萧红临的字和一些手稿,建议她可以试试给报社投稿。也正是这样,萧红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萧军的本名刘鸿霖,辽宁锦州人,是张作霖创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生,但因与人斗殴,被开除。

萧军的母亲因受不了父亲的毒打而吞鸦片自杀,这使得他自幼在缺少母爱关怀的情况下度过,他对他的父亲是恨之入骨的,所以性格中有暴戾的一面,有些匪气,但因反叛又对奴性极其厌恶。

至于萧红为什么会与萧军在一起,可能是萧军身上的豪气直爽的气质吸引了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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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罗巴旅馆和商市街的日子

1932年8月7日,松花江决堤,哈尔滨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洪水淹没了许多街道。报社编辑们开始惦记萧红,萧军赶到旅馆,但发现萧红已经搭上小船,按萧军事先留下的地址逃到裴馨园住处,后又共同搬至道里区中国十道街欧罗巴旅馆(今西十道街6号)。

在欧罗巴旅馆安顿下来后,他们的心情应该是很高兴的,由于裴馨园的帮助,终于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但问题是此时的他们连旅馆的床单也租不起。用脸盆喝水的事情虽然有些喜感,但窘迫至此,也说明了二人的生活状况其实是很堪忧的。

 

影片中还有个细节,萧军去当铺赎回大衣,给萧红穿上保暖,而萧军嘴上说的却是:“不碍事的,我又不怕冷。”此时萧军给人的感觉是很担当的,甚至是有些大男子主义的。

所以此时萧军虽然没有明言,但我们似乎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活动是异常复杂的,也许在盘算着如何用在报社工作仅有的微薄收入给身边的情人过上体面一些的生活。

可现实中,此时的萧军其实已经有了家庭,但由于其过惯了放浪的生活,参加了义勇军,早就把之前的事情抛到脑后,更何况这与萧红一遇,未来的日子虽然不便指望,但也乐得逍遥。

1932年10月两人又搬至道里商市街(今红霞街)25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同居。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电影中有个桥段,二人去吃排挡,看着白汤汆丸子很不舍得点。回家路上,萧军俯下身子为萧红绑鞋带,场面自然而不做作,颇为感人。

据说萧红此前所怀的孩子即将出世时,没有钱付诊费,是萧军拿着小刀逼着大夫给接生的。

可是孩子却没能留住,这成了萧红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

这段经历为萧红日后写《商市街》《弃婴》提供了素材。

电影外景在现在的松光影院胡同,道外区北四道街。

即便是现在这附近还是有好多大排档,夏天去吃排挡,点一碗坛肉,酱骨架,酱猪蹄,或是切好的熏香肠码成盘,再来点凉拌菜,卤花生,再来半斤小烧;入秋或是冬天的话可以再要一份酸菜白肉砂锅,两三个人会吃的很满足。听着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看着路边的老建筑,恍然间似能回到过去一般。

1933年二人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因为没有出版费,由好友舒群代付50元哈大洋,这才得以印刷成册,但也因此上了满洲国政府黑名单,于是不得不离开哈尔滨。

 

萧红

在青岛的时光

1934年6月,萧军与萧红经由好友舒群的帮助来到青岛,住在青岛观象一路1号的一座二层小楼,日后住在这里的人还有老舍的儿子舒乙先生。

在青岛的日子应该说还算惬意,这也许算得是萧红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在这里他们与朋友一同逛公园,去郊游。三个月后,在这里写完了长篇小说《生死场》。这也是她的成名作,后来鲁迅先生还为这部小说做了序。

这年秋天,舒群被捕,《青岛晨报》停刊,二萧因此不得不离开青岛,前往上海。

 

见到鲁迅

1934萧军和萧红乘上一艘日本轮船,离开青岛,两个文坛新人一下子来到文化界异常热闹的上海,不免有些激动,初到上海时依然是时常无法负担起房租,经常需要友人帮助,先是住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后来又几度搬迁。

与鲁迅的相遇的经过是这样的,先前二萧已与鲁迅先生通过信件,但未曾想到,很快便收到了鲁迅的回信,这让两人喜出望外;因萧红有过笔名悄吟,鲁迅在回信中称呼萧红为吟女士,哪知萧红在复信中提出“抗议”,然而鲁迅却半开玩笑的说“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11月30日,终于可以和鲁迅先生见面了,二人前往内山书店。

 

能见到文坛泰斗鲁迅,这一幕,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两位年轻人的眼神透露出怎样的激动。

对于萧军来说,鲁迅更像是父亲,或者说,萧军内心里是把鲁迅当作父亲了的。后来到了延安的萧军也说过,“鲁迅是我的父辈,毛只能算我大哥。”尤见其对鲁迅看重的程度。(《萧军:鲁迅是我父辈 毛泽东只能算大哥》人民网朱鸿召)

鲁迅并没有二人想象的那样严肃高大,反而更加的平易近人,他们出了书店后到了对面的咖啡馆喝茶谈天,应该说能得到鲁迅先生的垂青,真的是让人内心很激动的,估计那时的萧军会连续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结识鲁迅之初,许广平给萧红萧军很多照顾。影片中的饰演许广平的是东北藉演员丁嘉丽,丁将许的贤惠演绎的很到位,事实上如果没有许广平在身边,鲁迅后期的许多著作是不能完成的,许照顾鲁迅的生活起居的同时帮助鲁迅处理了很多文案编辑工作。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高第街名门望族许家。祖父许应骙是慈禧太后信用的大臣,官拜一品,获赐可在宫中骑马;而爷爷和许应镕、许应锴两位叔公都是进士及第,缔造了一门三魁(一门三进士)的荣景;堂兄许崇智曾任粤军总司令;另一位堂兄许崇清则为广州前教育局长。许广平也是香港演员许绍雄的姑婆。

二萧后来到鲁迅家中做客,一起吃饭,畅谈文学,没有过多的拘束,得到鲁迅的指导,又有如此“待遇”的人并不多。这时的鲁迅大概也是非常喜欢这两位性格直爽没有什么城府的年轻人吧,之后鲁迅将他们引荐给了胡风、聂绀弩、茅盾等左翼文联作家。

1935年5月2日至15日,萧红完成了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商市街》。

1935年7月,萧军也开始在《海燕》刊物下做编辑,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12月,在鲁迅的帮助和支持下,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之作序。萧红从此蜚声文坛,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地位。

鲁迅给予他们二人很大的帮助,即是导师,有时也有些像家长。他曾说,将来取代丁玲成为女作家中佼佼者的必定是萧红。丁玲的代表作《苏菲女士的日记》在三十年代初颇有影响力,然而日后萧红的成就正如鲁迅所说的,其名气和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丁玲。

两个出入文坛的年轻人更多的是把眼前的这个人当作偶像了,他们并不知道,其实鲁迅并不希望人们把他当作偶像去崇拜。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成是毋庸置疑的,木心曾经评价说,在我的心目中,鲁迅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文体家”。在欧陆,尤其在法国,“文体家” 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纪德是文体家,罗曼罗兰就不是。

鲁迅对自己的评价却是这样的,他自己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鲁迅的过往也多不为人所熟知,1935年时的鲁迅其实已经疾病缠身了,性格较之以前缓和了许多,据说鲁迅此前对妻子朱安并不好,他的脾气乖张、暴躁、多疑,后来唯有许广平在身边照顾。

鲁迅的作品多以杂文为主,既批判社会,也批判那时的政府,但以收入水平来看,当时鲁迅除了每个月400元稿酬,还有政府的工资可以领;而当时大学教授的平均收入是40元,普通教员的月收入是4元。鲁迅的一篇评论文章的稿酬足够老舍在当时的北京黄金地段买一套四合院。

 

1934年鲁迅的通辑令仍然没有解除,所以在他口中有了这番话,“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是凶,越是暴露了他们卑怯和失败的心理!”这段话其实到了今天仍然非常有现实意义。

彼时,这番话传入蒋中正的耳朵里,蒋说“此人在文学界的影响我是知道的,教育部不是还有空缺么,其人以前的同事也颇多,如能过来任职也好,可以考虑解除通缉。”

对于一些重大国事的发生,鲁迅给人的感觉是心情太差不予理会。1931年,9.18东北沦陷,世界各大媒体报导,鲁迅说,“详情我一点不知道”。而1932年上海1.28事变,十九路军打得十分惨烈,住在内山家的鲁撰文说,“就是同在上海也是彼此不知的。”,期间在他自己的日记1932年2月16日中载道:“青莲阁邀妓来坐,与以一元”。而当时的上海文化各界都在声援抗日,宋庆龄亲自上街头鼓励中国将士。

 

与鲁迅有过笔战的人,大都较之成名早一些。如章士钊、杨荫榆、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等。

其中,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更为突出,沈在整个二十年代文坛里影响力大概也只有胡适可与之比较,但沈从文40年代封笔,后来经历迫害,1985年随访问团到美国,当记者问及十年浩劫期间被安排扫女厕是否属实时,一度失声痛哭,1988年沈从文去世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

这里还有几张鲁迅与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的合影。从中不难看出,鲁迅与内山等人的关系甚为亲密,而内山完造的背景后来经证实,其与尾崎秀实等人颇有关联,1945年战争结束,这个小小的书店老板竟然成为几万日本返乡团侨民代表。

鲁迅的死现在看来也很蹊跷,周海婴在回忆父亲的病时也提到过,1936年鲁迅病重,一直由内山完造安排须藤医生治疗。10月17日还出访鹿地亘及内山,次日病危,第三天去世。须藤犯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低级“错误”,诊断与美国医生完全相反,病本不至死,至少可再活十年。

萧军在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后,马上赶到上海,周海婴回忆说,那日前来悼念的亲友不少,忽听到有一人很重的脚步,忽然奔到父亲的床边,一头栽倒便嚎啕了起来,这人便是萧军。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后便去上海万国公墓拜谒了鲁迅先生的墓。两个月后,她写下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

 

萧红

外遇

在上海的日子里,萧军并不安分,他爱上了一位有夫之妇——许粤华, 许粤华的笔名叫雨田,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散文家,她是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许天虹胞妹。这时的许粤华已与黄源结婚,萧军因为这一档子事与萧红出现了间隙。

应该说,萧军的性格中与生俱来就带有不安分的特质,这与萧红有些类似,另外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多次的摩擦使得彼此感情出现裂痕。

此后萧红心情很差,为了摆脱这一困扰,或者说与萧军赌气去了日本。在东京生活的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短篇小说集《牛车上》等。

后来得知鲁迅先生去世,萧红回到上海,与萧军的关系有所缓和。

 

初到武汉

1937年7月全面战争爆发,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

在武汉,他们结识青年诗人蒋锡金,蒋锡金是江苏宜兴人,1939年加入新四军,同时又是早期新华社的记者;1947年蒋被安排去了黑龙江,在当时的东北大学任教,直到2003年去世再也没有回江苏老家。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蒋锡金的相貌有那么一些北方汉子的粗旷,影片中扮演蒋锡金的正是东北藉演员张议。

二萧到了武汉住进了蒋锡金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附近是紫阳湖公园,过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搬来与他们同住。这就有了那段经典的三人挤在一个床上的场景。

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辽宁省昌图县人,南开中学毕业、清华大学肄业。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端木蕻良对于古代戏剧文化有种情有独钟的热爱,喜欢戏曲,也热衷于戏剧创作,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生活,也许使得他有了一种有别于萧军的气质,个性中有妥协、机敏、柔弱的一面。

端木1932年便加入了左翼文联,这在当时来说是很难得的。而端木1950年后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紧跟风向的,风往哪刮,他就往哪写,这其实也是他的个性使然。1960年代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创作中,此期间还写了《回忆老舍》等散文。

这时一同来到武汉的蒋锡金与胡风夫妇,日后对萧红帮助很大。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端木蕻良等人应民大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

 

萧红

大西北

1938年2月临汾吃紧,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

萧军此前是非常向往延安的,他十分想见识一下那个被人称作革命的圣地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

影片中有一组短暂的画面,是女学生在领头批斗张慕陶,这不难让人想到了当年的王实味。

萧军与聂绀弩一样选择留下来任教,他们此时还可以鼓掌,还可以用笔头写写东西,骂骂想骂的人或事,但他们未曾想到的是20年后,自己也会成为站在台上被打倒的张慕陶们,那时他连鼓掌机会也没有了。

 

聂绀弩原名聂国棪,是湖北京山人。也是鲁迅的“弟子”,在左联作家当中较有影响力。但其在加入左联之前就已小有名气,聂绀弩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二期,做过编辑做过记者,又是文学通才,无论是古文,白话文,古体诗,新体诗,杂文散文样样精通。30年代一度被称为鲁迅第二,其写杂文的风格颇有鲁迅的风采,多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一些事,但也常常口诛笔伐,骂过不少人,胡适也被他骂过。不过他的杂文里酸腐气息重些,读后感觉有刻意模仿鲁迅的嫌疑。

聂绀弩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又臭又倔,,以至于60年代被发到牛棚劳动改造,坐监时仍然在写文章,尽管那时除了马克思著作什么也不许带。聂老便也不挑剔,尽管写来,现在再看他那时所做的诗,虽然肉麻至极滑稽至极,但其背后的性情也不乏苦难中所见的乐观。

1980年代,聂老还曾经针对荆州日报上面刊载的新闻,写过社论。当时那则新闻原文不得见了,大意是荆门地区有群众反映领导对遗留问题处理有偏袒。

聂绀弩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文人,敢想、敢言、敢怒、敢骂、敢笑。在他身上总能能找到一种对文明的不自满,这种不自满或可说是一种五四时代进步的动力带来的吧,但与那时激进的文学青年一样,聂绀弩没能跳出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框架,自然也逃不掉批判与被批判的命运。

1955年聂被卷入“胡风案”,之后大半生的日子是在牢狱与流放中度过。1986年病逝与北京。

 

萧军来到延安这里之后,本来是要见毛泽东的,但后来他发现这里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很多事情让他无法接受;那时不只有萧军一个人有离开延安的想法,但恐怕只有萧军敢说走就走。萧军在与萧红分手后,离开延安,在陕甘边区遇到了他后来的妻子王德芬。1940年与王德芬又回到了延安,他依然我行我素,敢说敢言,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毛让萧军第一个发言,萧军谈了诸多意见。1946年被指派回东北工作,担任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后来发生《文化报》与《生活报》论证,接着东北局通过了对萧军进行了“处理”的决定,从此萧军被排斥出文艺界,后经历文革,仍坚持写作。1988年病逝于北京。

在西安时萧红结识了丁玲。逗留的两个月里,萧红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与萧军分手,怀孕,与端木相爱。

丁玲,一个与萧红一样有着丰富苦难经历的独立女性,不同的是,在选择人生道路时,丁玲少了些萧红那样抽离于时代主题的色彩。丁玲与沈从文相交,与胡也频、冯雪峰相恋,到后来经历逃离奔走,再到前往延安,已经将她从一名文艺女作家彻底变成了政治指导工作者。

当她在延安指责萧军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吃着延安的小米,骂着党妈”时,从未曾想过有一天她会被周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甚至尤为凄惨。

 

电影里极尽所能的表现两个人和谐相处的画面,仿佛多年的老朋友,不晓得这到底是不是李樯和许鞍华本来的意思,而事实则是,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以后,有人询问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答道:“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因为在萧红的眼中,是没有所谓主义的,她更加不理解的是,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的鲁迅的学生,为什么会选择“头戴军帽、身披军大衣、穿着粗宽大军裤,并乐此不疲的写些歌颂文章”的生活。

 

萧红

分道扬镳

1938年,2月萧军赶到西安后,与萧红正式分手,针对这段经历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

一腔热血的萧军总是希望能做出点儿什么大事,他并不明白女人是善变的,女人想法和理想状态也是动态的集合,热恋时她们喜欢浪漫,喜欢敢带她们到处游历的浪子,但是当感情稳定到一定程度,有了身孕时,生命本身所赋予她们的使命感就会在她们自己也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发酵而出。

加之端木蕻良的出现。使得萧红不得不在两个人之间做选择。在这个问题上,萧军其实是赌气做了一个死要面子的决定,所以后来才有了许多不同的描述。

萧红为什么会对端木产生好感呢?大概是端木与生俱来的儒者气质吧,端木在众人面前很顾忌萧红感受,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而且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这些都使萧红对他产生了好感。尤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十分认可萧红的文学成就。

而萧军与萧红在一起时,心中虽然承认萧红文学作品的高度,嘴上却从来没说过“恭维”的话。

 

新婚

离开西安后,萧红很快和端木蕻良结了婚,这也是萧红一生中唯一一次婚姻。

1938年5月,身怀六甲的萧红与端木在武汉大同酒家办了场简单的婚礼,萧红穿了件旗袍,端木则着一身西服,到场的除了些端木的亲戚外,还有文化界的胡风夫妇、艾青、池田杏子。

席间,胡风让萧红端木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道:“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萧红说的眼前这种状况,是指自己怀有身孕。

应该说,与端木的结合也许只是她作为一个怀孕女人,在特定阶段的心理状态的本能反应,这时的萧红从内心上急切的渴求安定,她曾以为只要同端木在一起了就能从此过上稳定的日子,安静的写作。

 

但是,时间能证明一切,日子过的久一点,问题就来了。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时,心情时阴时晴。

对于端木来说,婚后生活自是稳定安逸的,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下午饭后又可小憩片刻,傍晚开始安静的写作。虽然有雇佣人,可是萧红还是包办了多半的家务,买菜洗衣,柴米油盐;尽管这样,萧红依然是感到快乐的,这是她同萧军在一起时未曾企及的。

可一个家庭,要是男人不出来担当些事情,终归会招来闲言闲语的。在外界人看来,他们的婚姻并不能算幸福。

一次,端木与佣人起了争执,把佣人打伤了,竟然是萧红跑去镇公所回话,又要去陪女佣人去医院验伤。(靳以《悼萧红》)

梅志也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嘲笑说:“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萧红那时是否会感到遇人不淑?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撤往武汉之前,萧红曾向聂绀弩提到,端木胆小、势利、喜欢拍马屁装腔作势。为什么萧红对端木如此低,最后却跟他结合呢?她对梅林说过一句话也许能让我们明白她的一些想法,她说:“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

 

萧红

遗弃

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萧红一人在武汉,端木乘船走了。

许多人说端木抛弃了萧红。梅林回忆这段时也说道,“1938年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将上船那天,萧红因没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但这段经历,端木的第二任妻子回忆说,当时罗烽白朗夫妇,托人买了去重庆的船票,白朗和老太太先撤走了,罗烽找到端木和萧红,问他们走不走,结果萧红说,白朗和老太太还等着他去重庆照顾呢,就先不走了,端木也说是;

但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急了:“那怎么行,你一个人我怎么放心,要不你(指罗烽)先走吧,我也留下。”

萧红则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后来,就有了电影中萧红挺着大肚子滑倒在乘船用的甲板道上的那一幕。

 

萧红一个人留在武汉,无人照顾,后来还是多亏蒋锡金将她暂时安顿在报社。

后来萧红预产期临近,是萧红自己按照此前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在江津的白朗,白朗联系了朋友,帮助萧红接生,但谁曾想,这第二个孩子也没能留下。后来与白朗等人在白沙江边分别,竟也成为最后一面。

1939年萧红与端木曾在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在这里萧红再次发表了一些回忆鲁迅的文章。当时住在萧红端木夫妇楼下的是著名学者靳以,靳以曾同叶圣陶、巴金等人办过刊物。

1938年9月中旬,怀着七八个月身孕的萧红,独自一人跌跌撞撞从武汉来到重庆。先到重庆的丈夫端木蕻良,临时把她安置在他的同窗、亲戚范士荣家。

罗烽与白朗都是沈阳人,罗烽本名傅乃琦,白朗本名刘东兰。他们是表兄妹,1935年参加左联,图片摄于,1966年至1976年间流放农村期间。

胡风与梅志夫妇,因反对解散左翼文联,坚持鲁迅的文学主张,终与左联的实际控制者“周扬”以及国防文学的鼓吹者”郭沫若”等结怨,从1945年起,他的文艺理论多次受到批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驳,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5年被判以反革命罪,同时还涉及2100多人, 起初刑期10年,后改为14年,后又改为无期徒刑,1979年获释。

 

萧红

最后的日子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萧红完成了具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而端木当时负责编辑的就是后来闻名中国的政论杂志–《求是》。

后来史沫特莱到香港来探望萧红,曾建议萧红去新加坡躲避,萧红病重未能去新加坡,但她转告了茅盾夫妇,希望把机会留给需要的人,后来萧红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1941年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中国台湾网-萧红:红颜薄命 空负才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

期间,萧红因病及避难前后辗转十处,其中在港岛跑马地养和医院期间被误诊为气管瘤而动手术。术后情况愈恶。1942年1月22日11时,萧红死在日属香港一个法国传教士所办的临时医务站(由圣士提反女校匆忙改成)里,年仅31岁。

骆宾基回忆说端木蕻良直至1月12日香港局势稳定后才出现,此前一直只有他在陪伴萧红;但端木蕻良对此否认。

 

彼时,端木正忙于找突围的机会,另外由于萧红病情的加重,端木到处在找医院已经可以搬入的合适居所,所以忙时无暇顾忌周全。

1月24日骨灰在跑马地日本火葬场火化,1月25日黄昏,一半葬于香港浅水湾,1950年代因香港地产开发,其墓地遭破坏,部分骨灰迁葬广州银河公墓;另一半则被端木蕻良私下埋于香港中半山区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即去世时所在医务站)的校园小坡上,80年代端木蕻良委托卢玮銮帮助寻找,但在那之前小坡经历了一次翻修,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卢玮銮《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 ISBN 9622880452)

骆宾基,又一名东北作家,吉林珲春人,熟于报告文学,40年代辗转桂林、广州、香港等地,1949年曾到人民日报工作,1953年调往北影厂工作。

骆宾基只与萧红见了两次面,但骆宾基却是陪伴萧红走完最后44天的男人,骆对端木的评价就是没有评价,有时竟也连名字也省去了,以字母D,DM代替。

骆宾基在他的《萧红小传》里,将萧军和萧红称为“夫妻”,而把萧红与端木称为“同居”。其实“同居”也好,“夫妻”也罢,都是事实婚姻,这是不容怀疑的,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他们3人关系的看法而已。

“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端木对骆宾基是不辞而别,对萧红说过告别的话。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周鲸文说:“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萧红小传》骆宾基)

 

萧红的死,让飘零在外的骆宾基多少有了种万般酸楚冷暖自知的感觉。

医疗站前冷清的糖果铺,摊主那句“你仲未俾钱”,骆将纸钞怅然的随手一掷,便头也不回的走了。也许随着那一掷,泣也不成压抑已久的痛苦会减轻些。但也许…只是也许。

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后来与老舍等人一同被批斗,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尚志县。晚年主要从事古文研究,1994年病逝,享年77岁。

香港沦陷后,帮助抗日文艺工作者撤离的是周鲸文,端木找到周鲸文,不知道他当时是否会带上病危的萧红一起走,但是从骆宾基的回忆来看,端木那时也应该是很慌张很犹豫的。

张嘉译所扮演的周鲸文,仅有几个画面,但隐隐透着傲气风骨和沉稳的性格。

周鲸文,辽宁人。东北军将领张作相的外甥,早年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曾留学日本与美国。1933年在北平组织东北自救同盟会1938年就来到香港,曾经帮助诗人柳亚子、艾青等人撤离。早期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8年周鲸文受到毛的邀请,电函希望他能到北平“共商国事”,周并未马上复函,直到一九四九年随中国民主同盟的章伯钧来到北京。

周鲸文此时还不知道,他将在此后的8年中目睹这些与之共事的同事和战友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遭遇被运动和牢狱之灾,直到1956年他又回到香港,怀着满腔的激愤写就了《风暴十年》。

1985年逝世于香港,终年77岁。(《香港文学生活馆》)

 

端木、骆宾与萧军三人唯一的合影摄于1986年,当时,旅欧女作家赵淑侠来中国开会。骆宾基与萧军端木三老都不愿让赵淑侠尴尬,于是三人一同合影。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这些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终于得以了断。

 

萧红

结语

萧红,无声的去了,留下一堆静默的文字,供人凭吊;

总有人写萧红,也总有人拍萧红。

 

2014年10月1日,许鞍华的电影公映了,对于一部3个小时长的影片,褒贬不一是正常的。坐在影院看完了,不觉很累,但总觉得该说的没说,该演的没演,有些影片之外的规则框框,逃不掉就逃不掉了。电影本身提供给了我们回望那群故去的人生活过的窗口,主创团队在这个宏观命题中未曾提到的东西,我们终归可以对照现今的时代检索得到。

 

“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冬天一片白雪,夏天则满院蒿草。

风来了,蒿草发着声响,雨来了,蒿草梢上冒烟了。

没有风,没有雨,则关着大门静静地过着日子。”

——《呼兰河传》

 

再次重新读萧红的作品时,感觉到的,是超于时代的人性关怀,那里有家,有家的温度和气息。

读罢就像回家走了一趟,看望了亲戚,拜访了朋友;

卖豆腐的老张铺子还在么?邻家四婶子身体硬朗么?卖烧饼的是不是还在胡同儿东头吆喝吗?……

她写风雨,都是故乡的风雨,这风却可拂过读者的面,这雨也似能温润读者的心;

她写生活,都是故乡的人,琐碎而细腻,那些人和事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

她写现实,都是厚重而质朴,真切而实在,是勇敢直面的。

 

她的一切,都依托于那个自由而忠诚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可以说你想说的,做你想做的;

因为那个时代,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是平等自由的时代,也是兼容并包的时代。

没有那个时代,也就没有那些敢爱,敢恨,敢言,敢行人们。

 

那不仅仅是萧红一个人的时代,也是中国的黄金时代。

 

参考文献:

《黄花岗杂志》二十二期,郗古韵

《纵横》2000年第2期,林敏洁文

《萧军:鲁迅是我父辈 毛泽东只能算大哥》人民网朱鸿召

《萧红:红颜薄命 空负才情》中国台湾网

《悼萧红》靳以

《萧红小传》骆宾基

《香港文纵–内地作家南来及其文化活动》卢玮銮

《克格勃全史》196页

《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宣言》,1932年4月15日,

《中共中央档选集》第八册,第639–640页

《香港文学生活馆》–关于周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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